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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1 拼音

yī sh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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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医生系指在历史上一定国家或地区内,通晓医术,并以医为职业者,或少数通晓医术,间或行医,但不专以医为职业者。探讨医生在历史上的出现、社会作用和地位等方面的演变,有助于全面了解医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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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生的出现

医生的出现,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和发展。考古学和古代病理学证明,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便有疾病的侵袭和医治疾病的需要,并在谋生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原始的医药经验。起初,这种经验可能是分散的,后来,这种经验逐渐集中并掌握在部落中长者的手中,而当巫术迷信开始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时,解释和治疗疾病的事便主要由部落中的巫所兼管。巫用祷祝等迷信方式解释疾病,并利用人们所积累的医药经验进行治疗。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不少文献记述中,都有反映。例如,《说苑》记有用祷祝治病的苗文; 《山海经》记有操不死之药的巫彭巫咸; 《吕览》记有用药物治病的巫等等。我国殷商时期,巫史是一种官吏,甲骨文卜辞记有关于卜病的事例,直到西周,巫在医药活动上仍占有相当的势力。今日在世界上不少仍停留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还可以看到兼行医疗的“医人”(medicine man)或“沙曼”(Sha-man),他们常是族长、巫觋和医人合为一身。世界其它古国,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巴比伦等等,在早期都曾存在各式各样的巫术性医疗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知识得到发展,医学科学知识得以萌芽,民间朴素唯物的医药知识逐渐摆脱了宗教巫术的羁绊。《管子》有“今卜筮多,疾病愈来”的说法,说明我国在春秋时期,巫医已受到反对。当时,民间的职业医生已与其它手工业者一起出现,并形成了一种职业阶层。《左传》记述的医和医缓,可说是这些医生的代表。从我国考古学发现的战国鉥(玺)上,可知当时存在着各种专门医治某种疾患的医生,如“事疡”、“事疕”、“事痈”等等,有些还冠以姓氏,如“王瘖”、“郭痤”等等。《史记》中的扁鹊,便是当时民间杰出的职业医生代表。战国末期的法学家李悝的《法经》,在计算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时,已有医疗费用一项,也是当时已有职业医生的一个有力旁证。世界其它古国,也有类似情况,如从埃及的医学纸草文中,可知当时有不用宗教巫术治病的医生; 从巴比伦“漠谟拉比法典”中,可知当时已有专治某种疾病的医生。在希腊,曾出现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民间职业医生。民间职业医生的出现,反映了在医学发展中,民间朴素医学脱离宗教巫术的一个发展过程。

“醫”一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治病工”,从酒,因古代治病以药为主,以酒为使,古代还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说文》还提到“古者巫彭初做医”。《后仅出·郭玉传》提到“毉”,其后,《集韵》解释毉或作毉。这些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古的医疗曾有一段时期是由巫兼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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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生的类别和称呼

古代医生有官医和民医之分,中国的官医最早记载于《周礼》,其中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还有“医师”。可见“医师”一名称,出现很早,不过,《周礼》所记的“医师”,是主管卫生行政事务的。秦代始有太医令太医丞等医官职称。历代君王都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官医,称为侍医御医、太医等等。《内经》中提到“医工”,汉代已有“医工长”之称,是主管宫廷医药的一种医官。1973年在我国河北省满城,刘胜墓出土标有“医工铜盆”字样的医用工具,进一步证明我国古代官方有称做“医工”的官医。至于军医,自春秋战国起,历代均有设置。汉代宫廷中还有女医,称为“乳医”。秦汉以后,官医的职称名目繁多,但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并且大多是从民间征用的。

“医生”一词,唐代已有,是太医中的一种。医生还有其它各种称呼,我国南方常称医生为“郎中”,这始于宋代,例如,周密的《武林旧事·诸色伎人》 中有杨郎中、李郎中。北方常称医生为“大夫”,这本是宋代所设的一种医官职称(《宋会要》)。还有将医生称“衙推”的,这也是宋代对于操卜星相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孙光宪《北梦琐言》)。民间还有称医生为“先生”的,是对医生的一种尊称,未详始于何时。徐春甫古今医统》对医生做了一个概括,他说:“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其它古代国家也有官医和民医之分。例如,埃及一方面有在民间以治疗某种疾患为主的医生,一方面在官方有医师、主任医、医监、医师总监等医官。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今日所说的“physician”一词,源于希腊文“physis”,意即“nature”,是说医生是懂得事物的性质的人。“Doc-tor”一词,原意是师傅、教师。所以,医生含有求知和教导的意思,西方在中世纪以后,始把“physician”一词用于行医而不从事教学的医生。这都是指具有较高学历的医生。民间医生则常被称为“healer”(治疗者)。其后,“physician”主要是指内科医生,区别于外科医、牙医等等。随着医学的进展和社会上的需要,医学分科增多,医生的名目也随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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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生的培养

医生的培养自古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师带徒、家传、学校教育。师带徒是中国古代传授医学知识的一个主要方式,具有悠久传统。许多名医出自名师,例如,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张仲景学医于张伯祖,郭玉学医于涪翁,等等,他们又再传弟子数人。老师对于徒弟,常有个观察和选择过程,要看其为人和诚恳态度、培养前途等等。长桑君在接受扁鹊为徒之前,曾观察了十余年,公乘阳庆因赏识淳于意而传医术于他;程高向涪翁求教了几年,始得传授。正如《素问》所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家传的多为世医,古来许多名医出于家传,如汉代的楼护,宋代的庞安时,元代危亦林,明代李时珍等等,皆为世医出身,并都学有家传。其中家传几代,乃至数十代的,亦不乏见。南北朝的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文伯徐雄徐之才,便是有名的医学世家。宋代何彦澄,经历元、明、清及今日,前后二十余代。有部分名医,主要以自学而精于医,如皇甫谧。也有少数医家,聚徒讲学,传授医道,如宋·庞安时,聚徒60余,清·张遂辰、张志聪也有类似情况。医校培育医生,始于官方,晋时已见端倪。《唐六典》记“晋代以上于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公元443年刘宋·太医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是中国由政府正式设医学教育之始。以后隋唐到明清,均在太医署太医院中设有医学。公元629年唐政府在全国许多州府设医学,其后历代大都有此设置(参见“古代医学教育”条)。

中国古代关于学医内容的要求,《礼记·曲礼下》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求医家父子相承至三代,一是要求学习黄帝针经神农本草素女脉诀。历代太医院(署)要求医学生学习《内经》等古典医著。许多医家对于学医的内容作了论述,例如,孙思邈强调学医还须通晓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周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不少名医都强调医生必须通儒理,要涉猎经书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医生的必要素养和知识结构。宋代以后,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书籍得以大量印行和传播,对于医生的培养,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医生的数量因之明显增多。清末,在西医大量传入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情况下,曾开办西医教育。1871年在同文馆设医科;1881年李鸿章办医药馆(后改称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1898年光绪帝谕称“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1903年清政府制定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在医学方面,已是中、西兼有。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西医教育有所发展,而中医教育则因当政者的歧视,在广大中医努力奋斗下,相继成立了少数国医学校。因此,近代中医的培养,主要靠师带徒或家传。

世界其它国家培养医生也有民间和官方等形式。古希腊、罗马主要是师徒传授或家传。在亚历山大利亚,医家常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作徒弟,并形了讲学的方式,到公元三世纪,还曾由政府指派教师。在罗马,要学医可以申请做名医的弟子,由名医挑选,学生一般要随师六年。西方最早的医校,于公元9世纪创办于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其后在巴黎,勃伦亚(Bologna,1158年),巴丢阿(Padua,1222年)大学内先后有医科。学生一般需念三年哲学,五年医学,再加一年实习。所学教本主要是希波克拉底、盖伦、阿维森纳等古典医籍。医学教育是在经院哲学统治之下的。16世纪以后,由于西医学的进展,教学内容逐渐有了改进,特别是19世纪以后,医学生的学习内容以近代科学为基础,医生的知识结构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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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医的背景

医学是一门实用科学,有济人济世之功。中国古人们学医或行医,无论官医或民间医生,除出于生计,或因世袭而外,尚有其它因素。一是与宗教仙术的追求有关。例如,春秋战国的沈羲; 秦·安期生崔文子;汉·苏耽、刘安安丘望之、李常在、沈建;晋·葛仙公、葛洪支法存于法开;梁·陶宏景;唐·孙思邈; 宋·王怀隐、甄栖真等等,多兼为道士或僧人。再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伦理观念,尤其是儒家的忠孝之道中的孝道的影响,因之许多士大夫、文人名士注意医药。例如,晋·殷仲堪;北齐·李元忠;隋·许智藏; 唐·甄权王焘;宋·任无受、杨文彬;元·朱震亨;明·吕复王纶汪机,以至于清·吴鞠通等等。北齐·李元忠说:“人子当视膳药,不知方术,岂为孝乎?”唐·孙思邈说:“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王勃说:“为人子不可不知医。”元·倪维德说:“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更说“医为儒者之一事”,“为儒者不可不兼乎医”。晋·唐以后,儒者兼医者增多了,包括许多文人名士、士大夫,如沈括、苏东坡等等。北宋·范仲淹的不为良医,便为良相说,表达了当时儒者对于医术的一种看法。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不顺利或因某种原因,厌于举子业,便转而为医。例如,宋·许叔微;金·张元素;明·葛乾孙万全、韩��、 汪昂乃至诸如世医出身的李时珍等等。有些人则由于为官不得意,归而为医,如明·王肯堂; 清·何梦瑶、喻嘉言等等。有的因朝代交替,不愿仕于异朝而为医,如葛应雷,原习举子业,因宋亡而转为医;再如傅山,因明亡,怀有反清思想而隐于医文。也有些人因自身多病而钻研医术,如汉·杜信;晋·皇甫谧;宋·王尧明;清·江时途、张遂辰等等。上述医家,有的曾为官家征用,有的半官半医,或不以医名,有的则深入民间。可以说,中国古代医药的传播和保健,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因各种因素影响而为医的人。

在世界其它国家,人们除了为谋生而当医生外,也有其它因素和背景,如宗教和哲学的影响,炼金术和长生术的追求等等。例如,古希腊注重体育,医生因之得到一定的重视。亚理斯多德认为人的知识主要分为关于身体和灵魂的两种,医学是有关身体的知识,所以是社会需要的。古希腊有些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同时亦通医学。基督教最初反对教徒从事医学,因为教会把医学被看成是世俗的技能,故12世纪时,教会规定不许教徒参与医事,尤其是有生命危险的外科。但是,病人总得有人照顾,同时肉体又是灵魂的躯壳,还得保护它,所以后来教会又不得不理会医学,于是教堂和寺院后来又变成研究医学的中心,许多教徒兼做医生。这样,西方以宗教观念学医和行医的,自中世纪初叶逐渐增多。在基督教国家的宫廷里,医生几乎全部由僧侣担任。在阿拉伯国家,由于《古兰经》认为身体的洁净就是虔诚,把卫生当做一种戒律,因而需要医学和医生。阿拉伯之出现许多名医,与伊斯兰教义有直接关系。此外,由于炼金术和长生术盛行,也促使不少人追求医术。不少名医同时也是炼金术家,如累塞斯(Rhaz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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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医法规和医德

医生接触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医生的职业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以及社会国家的安宁与福利。因此自古国家和社会对无论官医和民间医生的行为便有所要求和规定,这就是政府的有关法规,而医生对自己也有要求和规范,这就是医德。

中国古代对医生的管理和要求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其中对分科的医生,每到年终要进行稽考,所谓“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并规定记下死亡病历,以便考察成果。这种制度,是否实地施行了和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它可以反映出中国在很古就已注意到对医生的要求和考核。汉代军队中已有对医护人员的记勤。南北朝时,对派到太常馆工作的太医署医生,已有考核其治疗成绩而加以赏罚的办法。《唐律》中有不少涉及医药卫生的惩罚规定,包括合药、针刺的差错和卖药不实、贩卖毒药、行医诈伪等等。公元624年,唐政府对官方征用医生的考试和授职,做了规定。宋以后各代都有录用医生的各种考试和规定,并有些对于社会上行医的法令。例如,元代于1268~1312年先后颁布了一些对于不习医道、不通经书,不知药性的人妄自针药误人性命的庸医的处治法。公元1311年下诏全国各地禁庸医;1316年规定对医生三年举行一次大考,合格方许行医。当然,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官医和在民间为生计而行医的人,并不包括那些兼通医药而不以医为业的文人和士绅的。中国近代关于医师的条例,首见于1929年,其中对医师的资格、义务、惩戒等做了规定。1930年公布了西医条例,1936年公布了中医条例。但在1949年以前,当政者实行消灭中医的政策,中医条例是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

在其它国家,例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不少关于行医的规定。其中包括报酬与惩罚,均其惩罚有时竟至残忍到割去医生的双手。古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医生的医疗事故,要受罚金处分,其数目大小按所治病人的阶级而定。在古代的波斯,也有类似法规。法国南部兴起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以及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所制定的关于医生的行为法规,几乎与“汉谟拉比法典”一样的严格,只是没有断肢的处罚。罗马曾根据城市的大小规定医生的数目,每城配备或5名或7名,或10名经过政府考试审定并领有执照可享受一些特权的医生。在阿拉伯,由于巴格达的哈里发的儿子被医生误治死去,于是在931年,下令考试医生,宫廷医生和有名望的医生则可免考。公元1140年西西里王罗杰尔二世颁布法令,其中有部分涉及医生及其资格的规定,包括穷人必须免费治疗;医生在学习三年逻辑和五年医学之后,经过考试,并还须得到国王或国王代表的允许,才能开业,另外还有关于报酬等规定。这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由官方对医疗活动的规定。1224年,西西里国王腓德烈二世进一步颁布了关于管理医疗的法令。后来这种法令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也采用了。其后,西方关于医生更有新的法规,旨在既约束医生,保障病人,又给医生以法律上的保障。

至于医生对自己的约束和规范所形成的医德,在中国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它是揉和了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于医术的结晶;它体现在许多杰出医家的行动上,也反映在医家的许多著述中。从非医书的《周礼》,到《内经》、《伤寒论》、《千金要方》以至于清代的《医宗必读》等医著中,均有精辟论述。它大体包括几个方面:医乃仁术,为医要有仁爱之心,对病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为医要廉洁,不贪钱财,不图酬报,不贪色;为医要尊师好学,学贵专精,继承前人成果,爱护同道;为医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参见“医学道德”条)

其它不少国家的医生也很强调医德。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及有关著述,如《格言》;阿拉伯医家阿里·勃·拉班的《智慧的天堂》等书中,都有不少论述。正如中国古代的医学道德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西方的医德,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受到有关哲学和宗教的影响。在公元500年以前,医德主要表现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誓言”、“箴言”等材料中; 中世纪则以宗教观念为主;16世纪以后,宗教观念逐渐减少,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医业中的经济观点越来越重,医业越来越变成医生出卖知识和技术借以谋生或获取名利的手段,逐渐失去了它过去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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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医生的社会地位

医生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当政者对医学的看法和对医生的态度。在中国,尽管医生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尽管不少文人名士撰文赋诗赞扬医生,尽管统治者曾下令为医生修庙加以祭祀,但是,医生的社会地位,实质上是低下的。《礼记·王制》说:“凡持技以事上者,史、射、医、卜及百工”。医业在很古时代就被视为低等的技巧,士大夫等高贵人士是不屑于为医的。《三国志》记楼护先随父学医,由于深谙医理,颇受贵戚赏识,后来终于弃医为官。可见中国古代是以官为荣,以医为下的。汉以前的医生,只有扁鹊和淳于意被正史《史记》做了较详记述。中国历代官修的史志一直把医列为方技。《新唐书》称: “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朱熹在评述孙思邈时,认为孙思邈很有才学,可惜由于为医,便被列入卜相之列。中国古代,即使是医官、侍医、御医、太医等等,也不过是统治者的附庸和仆役。秦嬴政的侍医夏无且,在荆轲刺秦时,提药囊侍殿上,实际等于仆役。民间医生,在统治者眼里,更为卑下。历史上医生受统治者无端迫害的记述,比比皆是。春秋时期的文挚,因治齐王病,被活活鼎烹而死。扁鹊因被太医李醯所妒嫉而被暗杀。淳于意因行医得罪权贵,被诬问罪,幸亏小女缇萦不顾安危,恳切上书,始免于重刑。华佗因不愿侍奉曹操而被投入狱中,终至被杀。太医程延诊魏帝病,认为他无病,只是吃枣过多,因而被杀。晋太医令程延为符生调制安胎药,因回答问题被疑为对符生有讥,被将双目凿出后斩首。唐侍医秦鹤鸣拟用刺头出血治高宗头风,武则天怒而欲将其斩首。太医李玄伯,原为帝所宠信,因调丹剂,懿宗服后背部生疽,李玄伯及所有方士,均为诛死。又同昌公主死,懿度认为翰林医官韩宗石、康仲殷等用药无效,把他们投入牢狱,并罪及两家老幼300余口。宋民间医生单骧被召治仁宗病,无效,被判罪,并株连两个儿子。金海陵王完颜亮之子矧思阿不死,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均被问罪杀死。明·恭肃贵妃万氏死,诊视万氏的诸太医均被捕问罪。清慈禧和光绪在数日内先后病死,全体太医因而获罪革职。可见封建时期的医生在统治者的眼里,无异于可以任意杀害的奴仆。至于历代权贵对医生的藐视与蛮横,更是司空见惯。《史记》扁鹊传中所记载的“六不治”,其中第一项便是指统治者的“骄恣不论于理”; 后汉郭玉提出医有“四难”,其中第一项“自用意而不信臣”,也是指统治者的骄横。曹操曾骂医生是“鼠辈”。刘邦中流矢,吕后请医生给他医治,他竟蛮横地说“命在天,虽扁鹊何用”。《礼记》有君饮药,臣先尝的规定。魏时已专设尝药监之类的医官,专司为统治者尝药之事。

历代官医名目繁多,但品位不高。历史上只有明代太医许绅,因救治明世宗朱厚聪被宫女杨金英等所缢,被封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掌太医院事,位居一品,这是极为罕见的,也说明统治者完全依自身的利害而对待医生。元代把人民分为10级,医生排在第五,这是由于当时统治者特别需要医生。明代出于统治上的需要,把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等等,各户必须子袭父业,不能更改,除非医生有了残疾或年逾70以上,才能被放免,否则治罪。由于医户地位低下,待遇菲薄,设法逃户改户的事屡屡出现。就是任职于太医院的医官,也常出现家贫无粮的事。例如,公元1403~1424年,便有医官贺祥等上奏家贫无以养赡,结果只被照准有家的太医院医士月支米五斗,无家的月三斗。专事外科的医生的地位一般更低,甚至在医生队伍内部,被自认为是“儒医”的医生,看为是不识文理之人。自从近百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直至1949年,中国存在的中、西两种医,其地位除在解放区外,从来不是同等的,进一步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当政者对医生的不同态度。

其它国家的医生,其地位与中国医生有类似之处。罗马帝国最初的医生是由奴隶充当,贵族和自由民是不屑为医的,而且奴隶医生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只是由于贵族本身的利益和征战的需要,后来凯撒才解放了一些奴隶医生,给他们以罗马的公民权和一些其它特权,如免除杂役等。然而,在军队中,医生并不能享有官衔,即使最有经验的医生,也要服从哪怕是最下级的军官的命令和指挥。在社会上为穷人服务的医生,更处于低层,所以许多民间医生,常放弃医业而改变为竞技场上的斗士或商人。在中世纪初期,教会认为疾病只能由神去加以干预才能治愈,医生普遍得不到信任,其地位自然低下,所以,有才学的人,不愿为医。统治者随意对医生施以暴刑或重罚的,屡见不鲜。就是在较为重视医学的阿拉伯,收入很高的少数宫廷名医和社会名医,也难免遭到迫害。例如,被誉为阿拉伯的“希波克拉底”的名医累塞斯,一度颇受王家赏识,但因一次炼金术试验的失败,触怒王子,竟被王子鞭打头部,伤及眼睛,以致变为内障失明。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医生情况则更差,例如,在德国1337年,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因不能治好巴伐利亚王约翰的重视症,被扔进河内溺死。意大利名医泽尔比(Gabriel de Zer-bi,1468~1505年)在去君士坦丁堡治愈一名土耳其显贵的病后,携带礼物乘船返回意大利途中,该显贵因酒色之后暴死,结果泽尔比被中途掠回,连同他的儿子一起,被活活肢解致死。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鼠疫大流行时,教会认为是犹太医生为获利而故意传播鼠疫,于是大批犹太医生遭到残酷迫害。欧洲外科医生的地位一直低下,因为许多外科医生由社会地位低下的理发师充当。1215年罗马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决定严禁将人体任何部位做研究之用,任何医生都不准做截肢术,并禁止外科医生从事内科医疗。这不仅加深了内、外科医生之间的鸿沟,而且使“理发匠”外科医生的地位更加低下,甚至只有内科医生能穿长袍,戴宽帽,外科医生则只能穿短袍,戴便帽。文艺复兴以后,西医学得到新的进展,医生地位虽逐渐有所改变,但直到19世纪初,地位仍不高,多数医生收入菲薄,生活陷于贫困。例如,在法国19世纪30~40年代的刊物上,常见有关于医生毫无法律保护,地位低微的报道。1871年巴黎公社曾制定社会医药卫生的改革方案,医生的地位和面貌随之改观,但可惜巴黎公社仅仅维持了71天。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医生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而成为饱学之士,医生的社会地位已与过去不同。但是,由于医生数目的大量增加而过多地集中在城市,为了获取高收入,私人开业医之间的竞争常很激烈,他们甚至反对国家所采取的医疗保险制。因而使许多医生实际上不是靠保护社会上人们的健康而存在,却是靠社会上的疾病而谋利,其实质是靠社会上存在的疾病而在作生意,从而失去了医生职业应有的高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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